1978年高中畢業后,我回到大隊小學當民辦老師。兩個月后,要教學生珠算,可學校沒有那種可以掛在黑板上演示的毛珠算。校長說:“一把毛珠算要上十塊,學校哪里買得起,你自己想辦法吧。”
我能想出的辦法就是借用父親的算盤。父親是生產隊會計,他有一把打得噼里啪啦響的算盤。
有一天,我正在給學生上課,父親找到教室門口要我把算盤給他,原來那天是父親去大隊部集中算賬的日子。父親當了上十年會計,就那一把算盤,好多個晚上他都要用到算盤,到年尾更是撥個不停,他要把每戶人家分紅或超支的精確數據算出來張榜公布。記得有一年,父親算完賬,高興地抬起頭對母親喊道:“今年我家有分紅了。”母親停下手里的活問分多少紅,父親回答:11.58元。母親聽了眉眼間全是笑。那是我們家第一次分紅。
我是1982年離開大隊小學去師范學校進修的。畢業后,我分配到一所高中教書,領到第一個月的工資后,我給父親買了一把油漆光亮的算盤。
幾年后父親退休了,頂替他的是我弟弟。弟弟在村民小組里只管了一年賬,就被提拔為村會計。父親六十歲生日那天,我回到了老家。父母親陪著我說話,唯獨不見弟弟,正要開口問,房間里傳來計算器運算的聲音,原來弟弟在他的房間里計算著村民們當年的產值和收入提高率。
我笑著對父親說:“如今當會計的人都不用算盤了?”
父親說:“現在實行承包制,賬要一家一戶算,數據比過去多了,數字也變大了,沒有計算器,哪里算得過來。”
說話間,弟弟從房間里走出來,閑聊幾句后,我問起村民們的收入情況,弟弟打開了話匣子:“二寶你知道吧,過去的老超支戶,今年純收入是6659元;槐叔種植再生稻,是全鄉第一個售糧過萬斤的典型,今年純收入不會低于1.3萬。按這個形勢發展下去,十年后我們村的總收入應該超過100萬……”
社會發展遠比弟弟預見的要快。2015年,老家招商引資辦了一家水產品加工企業,當年就實現利潤500萬。在家有班上,社保有人買,投資還可控股分紅,一些外出務工人員紛紛回家,我一個在外企管財務的侄兒也回了村。廠長知人善任,聘他為財務總管,年薪十幾萬。父親樂了:“咱家怎么盡出會計!”
不過侄兒這會計當得父親心服口服,動輒上千萬的業務往來,侄兒輕點鼠標全在電腦上操作,不聞算盤響,也不聞計算器語音,更不用紙質賬本。有一次,父親忍不住問:“那么多往來賬目,你就不怕丟失?”侄兒輕松一笑說:“爺爺,您放心好了,如今是大數據時代,就是丟失了也找得回來。”
大數據時代是什么時代?父親不大懂,但他相信這一定是個好時代。
(來源:《農村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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