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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高中畢業后，我回到大隊小學當民辦老師。兩個月后，要教學生珠算，可學校沒有那種可以掛在黑板上演示的毛珠算。校長說：“一把毛珠算要上十塊，學校哪里買得起，你自己想辦法吧。”

　　我能想出的辦法就是借用父親的算盤。父親是生產隊會計，他有一把打得噼里啪啦響的算盤。

　　有一天，我正在給學生上課，父親找到教室門口要我把算盤給他，原來那天是父親去大隊部集中算賬的日子。父親當了上十年會計，就那一把算盤，好多個晚上他都要用到算盤，到年尾更是撥個不停，他要把每戶人家分紅或超支的精確數據算出來張榜公布。記得有一年，父親算完賬，高興地抬起頭對母親喊道：“今年我家有分紅了。”母親停下手里的活問分多少紅，父親回答：11.58元。母親聽了眉眼間全是笑。那是我們家第一次分紅。

　　我是1982年離開大隊小學去師范學校進修的。畢業后，我分配到一所高中教書，領到第一個月的工資后，我給父親買了一把油漆光亮的算盤。

　　幾年后父親退休了，頂替他的是我弟弟。弟弟在村民小組里只管了一年賬，就被提拔為村會計。父親六十歲生日那天，我回到了老家。父母親陪著我說話，唯獨不見弟弟，正要開口問，房間里傳來計算器運算的聲音，原來弟弟在他的房間里計算著村民們當年的產值和收入提高率。

　　我笑著對父親說：“如今當會計的人都不用算盤了?”

　　父親說：“現在實行承包制，賬要一家一戶算，數據比過去多了，數字也變大了，沒有計算器，哪里算得過來。”

　　說話間，弟弟從房間里走出來，閑聊幾句后，我問起村民們的收入情況，弟弟打開了話匣子：“二寶你知道吧，過去的老超支戶，今年純收入是6659元;槐叔種植再生稻，是全鄉第一個售糧過萬斤的典型，今年純收入不會低于1.3萬。按這個形勢發展下去，十年后我們村的總收入應該超過100萬……”

　　社會發展遠比弟弟預見的要快。2015年，老家招商引資辦了一家水產品加工企業，當年就實現利潤500萬。在家有班上，社保有人買，投資還可控股分紅，一些外出務工人員紛紛回家，我一個在外企管財務的侄兒也回了村。廠長知人善任，聘他為財務總管，年薪十幾萬。父親樂了：“咱家怎么盡出會計!”

　　不過侄兒這會計當得父親心服口服，動輒上千萬的業務往來，侄兒輕點鼠標全在電腦上操作，不聞算盤響，也不聞計算器語音，更不用紙質賬本。有一次，父親忍不住問：“那么多往來賬目，你就不怕丟失?”侄兒輕松一笑說：“爺爺，您放心好了，如今是大數據時代，就是丟失了也找得回來。”

　　大數據時代是什么時代?父親不大懂，但他相信這一定是個好時代。

　　(來源：《農村新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