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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賦予農民更加充分的財產權益”，這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促進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2021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931元，較2012年翻了一番多，農民生產生活水平上了一個大臺階，但城鄉居民收入之比仍然為2.50:1，城鄉差距在居民收入上的表現依然突出，因此，持續提高農民收入，并使之超過城鄉居民收入增長速度，是實現二十大提出的共同富裕目標的關鍵環節。從農民收入結構看，2020年，在人均可支配收入17131元中，工資性收入占40.1%，經營性凈收入占35.5%，財產性凈收入2.4%，轉移性凈收入21.4%，而同年度城鎮居民的財產性凈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10.7%。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農民財產性凈收入所占比重過小是影響收入總水平總量和速度的重要因素之一。關鍵問題在于，農村居民有很多財產還處于“沉睡”狀態，尚未變成收入來源，如農民的宅基地、農村經營性建設用地等;一些財產增長還沒有形成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機制，如農村集體經營性資產。因此，必須以農民與土地的關系為主線，繼續深化改革，賦予農民更加充分的財產權益，提高農民的財產性收入，促進共同富裕。

　　穩慎推進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

　　宅基地是農民的重要財產。根據1962年中共中央發布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生產隊范圍內的土地，都歸生產隊所有。生產隊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員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一律不準出租和買賣。”至此，農村宅基地的集體所有制性質正式確立。這個文件同時規定：“社員的房屋，永遠歸社員所有。”“社員有買賣或者租賃房屋的權利。”正是這個文件界定的“土地公有，房屋私有”的所有制框架，形成了中國農村獨特的宅基地制度。改革開放以后的《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規僅僅是延續了這一規定。按照2017年全國農業普查數據，截至2016年底，99.5%的農戶擁有自己的住房。其中，擁有1處住房的20030萬戶，占87.0%;擁有2處住房的2677萬戶，占11.6%;擁有3處及以上住房的196萬戶，占0.9%;擁有商品房的1997萬戶，占8.7%。按照上述數據，第一，擁有2處以上住房的住戶，會有一部分住房處于閑置或者未能充分利用狀態;第二，擁有城市商品房的住戶，農村住房部分乃至大部分處于閑置狀態;第三，2021年全國農民工總量29251萬人，其中年末在城鎮居住的進城農民工13309萬人，這些人的農村住房部分甚至全部處于閑置狀態。而且，全國一些地區很多年沒有分配宅基地，這就造成了一部分住房處于閑置狀態得不到充分利用，一部分農村居民由于難以分到宅基地而無法建房，沒有自己的住房或者和父母居住在一起。農村住宅流動性差與宅基地制度僵化密切相關。因此，改革完善農村宅基地制度，增加上述幾部分農民的財產權益已經成為當務之急。

　　2015年2月27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通過決定，授權國務院在北京市大興區等33個試點縣(市、區)按照重大改革于法有據的原則推進農村土地征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改革期限截至2018年12月31日。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指出：“探索宅基地所有權、資格權、使用權‘三權分置’，落實宅基地集體所有權，保障宅基地農戶資格權和農民房屋財產權，適度放活宅基地和農民房屋使用權完善農民閑置宅基地和閑置農房政策，不得違規違法買賣宅基地，嚴格實行土地用途管制，嚴格禁止下鄉利用農村宅基地建設別墅大院和私人會館。”從試點情況看，宅基地制度改革能夠有效盤活農村現有宅基地，擴大了農民財產性收益范圍。以江西省鷹潭市余江區為例，全區7.3萬戶農戶中，一戶多宅的2.9萬戶，占39.7%。全區共有閑置房屋2.3萬棟，危房8300棟，倒塌房屋7200棟。作為全國改革的試點區縣，截至2018年6月底，全區共退出宅基地32491宗4537畝(指退出的房屋和附屬設施占地面積)，其中有償退出7670宗1071畝，無償退出24821宗3466畝，滿足了未來15年左右農民建房用地需求，退出宅基地復墾991畝;村集體收取有償使用費7430戶1115萬元;集體支付退出補助款1974萬元;312戶農民退出宅基地或放棄建房申請進城購房落戶;發放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貸款1500萬元。2020年以來，新一輪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已在全國104個縣(市、區)及3個地級市實施，穩慎探索宅基地所有權、資格權、使用權分置有效實現形式，妥善化解宅基地歷史遺留問題，有序推動宅基地確權、賦權、活權。期待著黨的二十大以后，這項改革能夠在一定約束條件下在全國范圍內穩步推進。

　　深化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

　　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特指農村集體興辦各類企業、具有經營性質的用地，一般指原鄉鎮企業破產、重組、停產后遺留廠房占用的并依法登記的建設用地。2019年新修訂的《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條規定，“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城鄉規劃確定為工業、商業等經營性用途，并經依法登記的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土地所有權人可以通過出讓、出租等方式交由單位或者個人使用，并應當簽訂書面合同，載明土地界址、面積、動工期限、使用期限、土地用途、規劃條件和雙方其他權利義務。”“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出租，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的出讓及其最高年限、轉讓、互換、出資、贈與、抵押等，參照同類用途的國有建設用地執行。具體辦法由國務院制定。”2021年國務院修訂的《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專門設置一節對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取得、使用、轉讓進行規范，鼓勵鄉村重點產業和項目使用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其中第三十八條規定：“國土空間規劃確定為工業、商業等經營性用途，且已依法辦理土地所有權登記的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土地所有權人可以通過出讓、出租等方式交由單位或者個人在一定年限內有償使用。”但在現實中，農村建設用地使用權的轉讓還不是很普遍，這類資產大部分還處于閑置狀態，造成農村資產的浪費。

　　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盤活、轉讓也是201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33個試點縣試點的內容之一，取得了良好效果。如33個國家級試點縣(市、區)之一的山東省禹城市，全市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存量面積1512宗3494畝，其中工礦倉儲用地105宗2362畝，交易市場、沿街門市1380宗706畝，廢棄鄉村學校、養老院27宗426畝。截至2020年底，禹城市實現407宗4844畝土地入市，保障了400余個項目落地，村集體獲得收益2.9億元，辦理抵押貸款55宗5034萬元，保障倫鎮創新創業園、莒鎮嘉業創新創業園等400余個項目順利落地，實現投資60億余元。入市方式、途徑、底價由村民民主協商，入市土地收益分配和使用，由村民集體決策，入市全過程公開透明，保障群眾合法權益;通過建設產業育雛園，就地就近就業近萬人。從試點效果看，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有效地盤活了農村閑置的土地，保障了農民的財產權益。

　　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在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租賃、入股，實行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2022年9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十七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深化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期待黨的二十大以后能夠全面推行這項改革，讓更多的地區和農民受益。

　　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發展新型集體經濟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指的是經過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以后形成的新的經濟形態。2016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指出：“農村集體經濟是集體成員利用集體所有的資源要素，通過合作與聯合實現共同發展的一種經濟形態，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重要形式”“多種形式發展集體經濟”。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主要是依靠集體所有的經營性建設用地、資金、耕地、荒山、荒坡、灘涂等資源而發展起來的，與土地關系密切，是土地收益的延伸。根據農業農村部的數據，截至2021年底，全國清查核實農村集體賬面資產7.7萬億元(村級資產占77.6%)，其中經營性資產3.5萬億元，全國集體非經營性資產約4.2萬億元。全國共確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9億人(其中農村戶籍成員7.7億人，村改居等城鎮戶籍成員1億多人)。

　　在2020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壯大農村集體經濟，是引領農民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徑。要在搞好統一經營服務上、在盤活用好集體資源資產上、在發展多種形式的股份合作上多想辦法。”“建立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集體經濟運行新機制，確保集體資產保值增值，確保農民受益，增強集體經濟發展活力，增強農村基層黨組織的凝聚力和戰斗力。”

　　發展壯大農村新型集體經濟，各地都有比較成熟的經驗和模式。主要有：一是資產租賃模式。指集體經濟組織通過建設、購置或者以其他方式取得實物資產，然后將其出租以實現集體資產保值增值的一種經濟組織形式。這類集體經濟發展類型，一般都出現在工商業比較發達的城郊或工業聚集地區，是城郊農村被動或主動融入城鎮化的一種經濟行為。如北京市海淀區玉淵潭公社，自1958年起一直實行公社一級核算，集體經濟發達、資產量較大。作為海淀區首批改革試點單位，以2002年6月30日為時點，玉淵潭開始進行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到2010年，基本完成了改制任務。改制共涉及4萬余人，其中有3.6萬人申請資產份額變現，有4000人入股，成為股東。2013年，總分紅金額為4億元，分紅率為25%，繳納紅利稅8000萬元。目前，集體經濟組織已發展成為規模龐大的企業集團(玉淵潭農工商總公司)，主要涉及酒店、置業和物業管理三大板塊，下屬近百家子公司。從調研情況看，上海、青島等大城市近郊區的農村集體經濟主要采取租賃形式，北京稱為“瓦片經濟”。二是“三變”模式。隨著農業土地價值的提高，村集體借助土地所有者、管理者的身份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或把村集體資金、資產、資源入股到經營狀態良好的農民專業合作社或農業企業，探索“保底收益+經營性收益”“保底收益+經營性收益+服務收益”等多種形式的土地經營權入股分配方式，既確保農民分享產業增值收益，降低土地經營收入不確定性的風險，又實現集體經濟的快速發展。如“三變”改革的發源地貴州省六盤水市，在堅持農民土地集體所有性質不改變、耕地紅線不突破、農民權益不受損的前提下，引導農民將已確權登記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到企業、合作社、家庭農場等經營主體，既讓經營主體在不增加成本的情況下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又讓入股農戶通過以承包地入股成為參與者，促進農戶與經營主體“聯產聯業”“聯股聯心”。三是產權流轉模式。建立農村產權流轉交易市場，能夠有效促進農村土地流轉，優化農村資源配置，壯大農村集體經濟，持續增加農民收入。如天津市寶坻區組建農村產權流轉交易市場，為農戶提供土地承包經營權、農村集體資源性資產、農村經營性資產和農村建設項目招標等四大類鑒證服務，促進了農村集體資產保值增值。如寶坻區郝各莊鎮十四戶村學校起拍價45萬元，經過競買人多次出價，最終以75.20萬元成交，溢價率達到了67.11%。

　　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是堅持農村社會主義制度、更好地實現統一經營的必由之路。各地的自然資源、經濟社會資源的差異很大，要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促進農村產業經濟升級，圍繞“一縣一品”打造產業鏈，大力發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服務主體，在各類經營主體發展壯大的基礎上，整合利用集體積累資金、政府幫扶資金等，通過入股或者參股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村與村合作、村企聯手共建等多種形式發展集體經濟，為提高農民收入、促進共同富裕提供堅實基礎。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