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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西洞庭墾殖場前身是一望無涯的荒湖荒洲，蘆葦叢生，淤泥1~2米深，血吸蟲猖獗。1955年2月，曾給陳毅、陳國棟擔任過警衛員的南下干部王月奎奉命帶領小分隊來到西洞庭勘測地形，那一年他28歲。直到1990年2月離休，王月奎先后擔任過國營西洞庭農場機務隊隊長、黨總支書記、農場副場長、黨委副書記、場長顧問。

　　七十年代初，西洞庭開始大規模平整土地。平整土地主要靠機械化作業，需要修理廠制造大量的鏟運機，在計劃經濟年代，鋼材是計劃分配物資，農場一年分配到的鋼材指標遠遠不夠，不僅如此，用于制作鏟運機油缸的特殊規格厚壁管更是不容易買到。

　　1973年5月的一天，王月奎同志對我講：“等幾天你和我去上海。”他告訴我，這次去上海是去找他的老首長，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陳國棟，想請他幫助解決西洞庭鋼材緊缺的困難。我接連答應：“好，好。”我心中竊喜，這是我第一次和領導去上海，一定能借這次機會見見大上海的繁華，過幾天大都市的日子。沒想到，此行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第一次看見的車水馬龍，卻是朝夕相處已久的王月奎同志。

　　幾天后，我和他一同搭貨車到達長沙火車站，去買到上海的火車票時，我想他是處級干部，按規定可以坐臥鋪，就跟他說：“我就給你買張臥鋪票吧!”他聽后說：“咱睡什么臥鋪，給公家省幾個錢，就買硬座。”上火車后，我倆坐在硬座上，時而看看車窗外的景色，時而閉目小憩。到了午飯時間，我問他：“我們到餐車去吃午餐吧?”他說：“等火車下一站停，你到站臺買幾個饅頭，車上有不要錢的開水。”按照他的話，趁小站停車后，我買了四個大饅頭，倒了兩杯不要錢的開水，就這樣吃了一個中餐，當天的晚餐也和中午一樣。這饅頭一吃竟是幾天。

　　傍晚到達上海，我倆徒步到黃浦江邊一條街上，他要我找旅社住下，我找了兩家都是三十元一晚，回來告訴他，他卻說：“咱不住那么貴的。”我連忙解釋，告訴他已經找了兩家，而且這已是最便宜的了。

　　王月奎同志對我說：“你在這里等，我去找。”半個多小時后，他興高采烈地回來對我講：“我找了一個好地方住，咱們先到江邊走一走，等12點后回來睡。”我很困惑，為什么要到江邊玩那么久?他回答道：“要等客人洗完澡以后，我們才能進去睡。”這是什么旅社，還有這規定?正當我心底犯嘀咕時，他告訴我：“是澡堂，12點以后澡堂的躺椅就是床，只要五元一晚上，多便宜。”就這樣，我倆在江邊走走坐坐，到12點才進澡堂睡覺。

　　第二天早餐后，我背著由王月奎同志的妻子親手為老首長準備的一袋湘蓮仁趕到上海市委大樓，一進門就被警衛攔住了。警衛問道：“你們有什么事?找誰?”王月奎同志連忙說：“我是陳國棟老首長解放上海時的警衛員王月奎，咱找他有事。”警衛撥通電話說明了來訪者的情況后，指著王月奎同志說：“就你一個人上樓去吧。”等的時候我心里還犯嘀咕，就一袋湘蓮仁，也不知道能不能辦成事兒。大約等了40分鐘，他笑著下了樓，對我講：“鋼材的事情解決了，首長給咱批了個條子，咱們趕快去火車站買票回長沙。”回到長沙后，他把批條交給辦事處的同志，要求他們迅速去省計委辦理，就帶著我風風火火回到農場。

　　回農場后，一些同事輪番問我：“大上海的繁榮都讓你看盡了，美味都該嘗完了，上海市委書記親自宴請了吧。”我回答：“吃了幾天饅頭，睡了幾天澡堂，黃浦江邊走了幾個小時，連南京路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就回到了農場。”

　　我隨同王月奎同志出差上海的事情也許在他看來只當作是本分，再自然不過，但在我的心里卻留下了深深的記憶，讓我對他從此心生敬意。

　　當前，違規公款吃喝問題仍屢見不鮮，癥結還是在于人，是少數黨員領導干部在思想上松了勁，高壓態勢下仍未樹牢“不想”的意識。想與不想，更在于內化于心的黨性修養。在艱苦卓絕的戰爭歲月里，秉承“延安作風”的領導干部翻地、種菜、背筐撿糞，和普通農民沒兩樣。毛澤東同志一件睡衣穿了幾十年，上面密密麻麻、重重疊疊總共有73塊補丁，勤儉節約的黨性修養閃爍其中。王月奎同志出差一趟費盡心思為公家省錢，一心只為解決鋼材問題，毫無特權思想。連那一袋湘蓮米都是他妻子親自做的，照現在的話來說，還“貼著本”為公家辦事。

　　青山高而望遠，白云深而路遙，廉潔奉公無私，成為我對王月奎同志黨性修養的永久感懷。

　　(作者系原西洞庭農場工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