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石,治理有效是推進鄉村全面振興的重要保障。2024年,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多處涉及基層治理,中央一號文件將“提升鄉村治理水平”作為推進鄉村全面振興“三提升”重點之一,農業農村部一號文件強調要創新推廣有效治理辦法、推進農村移風易俗。一系列文件為各地提升鄉村治理水平指明了方向。
回望過去一年,政策效果持續顯現,黨建引領“三治融合”的理念深入人心,農民主體更加突出,帶著“泥土味兒”的基層實踐寫入中央政策文件,各地在鄉村善治的路上闊步向前,活力滿滿、和諧有序的鄉村善治畫卷日漸清晰。
突出農民主體
急難愁盼說出來
安徽省建立全覆蓋的民聲呼應工作體系,搭建起群眾訴求到工作案頭的“直通橋梁”,成為破解民生難題的特色抓手、創新基層治理的重要陣地,合理訴求不論大事小事都有人聽、有人問、有人管、有人抓。
當前,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發展給鄉村帶來深刻影響,群眾的利益訴求、價值觀念更為多元,提升鄉村治理水平就要增強農民群眾主人翁意識,激發農民主體性。越是農民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越是治理的關鍵點、突破口。
“要突出農民主體地位,注重拓展農民參與渠道,廣泛匯集各類訴求和意見建議,加強分析研判,把握各類傾向性、趨勢性、苗頭性和系統性等問題。”農業農村部農村社會事業促進司司長唐珂表示。
湖北省利川市沙溪鄉繁榮村的做法就是一個典型代表。今年繁榮村首次將民主議事活動場所設在了村民院壩里,命名為“小院說事”,把解決群眾的“身邊事”作為優先討論的話題,發動群眾出點子、集體定方案,增強農民群眾主人翁意識,激發了群眾參與治理的熱情。
投入少、成效大的善治模式是農民主體性作用發揮充分的最直接體現。在重慶市長壽區葛蘭鎮鹽井村,分散居住的村民,無論遇到啥大事小情、矛盾糾紛,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找“院落長”來調解處理。不領報酬的“院落長”既是自上而下延伸的觸角,也能自下而上發動群眾,有效激活了鄉村治理“神經末梢”。
農民是鄉村的主人,也是治理的主體。今年各地在推進鄉村治理過程中,突出農民主體性,聚焦農民群眾心頭“急難愁盼”問題,暢通服務群眾“最后一米”,探索出了各式各樣破解問題的務實良方,讓農民群眾找得著人、有處說事。“村民說事”“聯手說事”“小院說事”“屋場四小”等一批聚焦“讓農民發聲”的自治品牌競相綻放,沃土生花,農村社會更加和諧穩定。
深化“三治融合”
特色機制建起來
冬日里的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縣石碌鎮山竹溝村,“一戰到底”農民法律知識競答、農民自編自演的普法說唱火熱上演,不時贏得群眾叫好聲,這是今年農業農村部“憲法進農村”主場活動現場。通過學法普法用法等一系列活動,在加強農村法治宣傳教育的同時,也將自治和德治的理念融入其中。
我國幅員遼闊,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以善治之道破解難題,必須堅持鼓勵基層和農民群眾大膽創新,持續探索深化黨建引領“三治融合”的實現形式。
安徽省桐城市借助美名遠揚“六尺巷”典故走出了一條獨具特色的融合治理路。以“六尺巷”典故為引,司法部門介入矛盾調處,以法治“定紛止爭”,顧及當地風土人情、當事人脾氣秉性等因素適當勸導,以德治“春風化雨”,整個過程充分吸收農民參與,以自治“共治共享”。在山東省曲阜市,深化“三治融合”則扎根悠久的儒家文化,“和為貴”被打造成鎮村調解室品牌。
西安交通大學公共政策與發展研究院院長杜海峰認為,傳統文化在鄉村治理中具有引領作用,為鄉村治理提供了思想基礎和精神支撐,因此鄉村治理可以借鑒優秀傳統文化的智慧和價值觀念。
當前,我國數字鄉村建設正加快推進,數字管理平臺成了各地深化“三治融合”的有效實現方式,提高了鄉村數字治理服務效能。
在四川省安岳縣毛家鎮交通村,每個月都有超過800位村民活躍在“川善治”平臺上。不僅積分納入平臺管理,讓村民“能積分、好積分”;還把村級事務清單納進來,有效解決外出務工、出行不便等群體“辦事難”問題。今年,四川在全省推廣“川善治”小程序,給“三治融合”插上了數字翅膀。
今年以來,一些社會力量也在探索以村為單位的數字平臺建設。中國電信做精做實“村村享”數字鄉村品牌,中國社會幫扶網打造“我們村”平臺,在全國一些地方推廣運用,開創了規范化、精細化、高效化的數字治理新局面。
各地鄉村積極探索扎根本土的特色機制,也是推動健全鄉村治理體系的重要力量。
“我們區探索的‘街鄉吹哨,部門報到’讓執法力量下沉到基層,鄉鎮具有考核相應部門的權力,解決了‘叫腰腿不來,叫腿腰不來’的問題。”北京市平谷區金海湖鎮黨委書記韓曉波說。這一有效實踐被寫入了今年中央一號文件。
把各地在鄉村治理中探索的特色機制進行提煉總結,形成具有普遍推廣價值的機制方法,是提升鄉村治理水平的有效方式。隨著積分制、清單制、“街鄉吹哨”等一批來自基層的創新務實管用治理方式廣泛推廣,農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得到有效提升。
倡導移風易俗
文明鄉風揚起來
在寧夏,農村高額彩禮治理是今年移風易俗工作的重頭戲,一整套政策體系落地已見成效,全區農村結婚登記中“低彩禮”占比超六成,平均彩禮金額較治理前下降36%。
鄉村要有人情味,但不能背人情債。移風易俗就要在傳統禮俗和陳規陋習之間劃出一條線。對此,今年初,最高法發布相關規定,涉彩禮糾紛有了統一裁判尺度;中央農辦、農業農村部等單位聯合發文推進農村高額彩禮問題綜合整治。一系列文件出臺,促進了彩禮回歸“禮”的本質。
“以前辦紅白喜事都喜歡攀比、講排場,現在風氣真好,大操大辦的情況看不見了,鋪張浪費減少了,人情負擔減輕了,日子更幸福了!”近日,在湖南省安化縣冷市鎮大蒼村的白果樹灣美麗屋場里,年逾六旬的劉大爺由衷感慨。
加強移風易俗引導,應看到某種風俗背后的復雜成因,疏堵結合弘揚新風,創新探索符合當地情況的針對性措施。
在浙江省象山縣,鄉村文化禮堂成了農民婚喪嫁娶辦酒的熱門地,創新推出的“四季菜單”則讓熱情好客的農民既有“面子”又有“里子”。
而在福建省,福州市、廈門市婦聯對帶頭移風易俗的家庭在金融服務、就業創業、家庭保障等方面給予正向激勵,武夷山市婦聯探索“婚俗改革+朱子文化+旅游+茶”創新模式,推動以茶代聘、以茶代禮。
一個地區的風俗是長期形成的,移風易俗也絕非一朝一夕之功,要有打持久戰的思想準備,加強協同聯動,找準“痛點”,善用“巧勁”,推動鄉村價值觀念既契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又保留鄉土味兒。
鄉村文化活動,也為文明鄉風添磚加瓦。過去一年,“村BA”“村跑”“村歌”等富有農耕農趣農味的農民文體活動,不僅在國內受到廣泛關注,還走出了國門,展現出我國農民的新風采。一張張淳樸笑臉的背后,善治之道熠熠生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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