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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水果當作奢侈品來賣，除了日本，全世界再也找不到第二個國家了。

　　在國際大都市東京繁華地段坐落著一家大型商店，門廳靚麗、光彩照人。

　　乍看像是賣高檔服裝與名牌包包的奢侈品店，進去了才知道，奢侈品店是不假，不過賣的不是名牌包包，而是世界頂級水果，一個水果也就相當于買一個路易威登(LV)的包包。

　　就算在國內已經實現車厘子自由的中產階層，恐怕也得掂量下自己的腰包，然后不得不羞愧離開，臨走時甩下一句，“一個甜瓜賣十萬人民幣，日本人真是有病”。

　　視線回到國內。中國不少自助餐廳的老板可能都有這樣的經歷，前幾年，但凡日本旅游團來光顧的時候，水果都會被快速拿光，海鮮和肉類反而少人問津。看著日本游客一盤一盤地拿西瓜吃，臉上還洋溢著幸福的表情，餐廳老板心里樂開了花，恨不得日本客人臨走時每人給打包一個西瓜帶走。

　　不了解日本國情的人可能覺得，不是說日本經濟很發達嗎?怎么連西瓜都吃不起了呢?但現實就是這樣。在日本，吃得起水果一度被認為是一種身份、地位的體現，甚至上檔次的高級水果還可以被拿來行賄。

　　日本的水果真有這么貴嗎?日本NHK官方推特的新聞報道，兩個夕張甜瓜的最終競拍價格達到了500萬日元，為歷史最高價格。按現在日元對人民幣的匯率來看，一個夕張甜瓜約合15萬元人民幣，所以前文中所提到的10萬元的價格，還算是折扣價呢。

　　當然，并不是所有的甜瓜都能賣出這樣的天價。除北海道外，日本關東、九州地區也產出甜瓜，但成本卻遠遠低于夕張甜瓜，價格也屬于日本中產階層能接受的范圍。

　　而且，如今大量物美價廉的進口水果，可以充分保障日本消費市場的供應，日本民眾能不能吃得起水果已不是問題。只是由于特殊的“國產更好，優先購買”的情結，能買得起本國的優質水果，依然是日本民眾心中經濟能力和身份的象征。

　　日本民眾之所以如此信任和崇尚本國農產品，與日本農業的發展特點有關。

　　由于耕地面積狹小，首先要充分保證主糧種植的土地供給，發展到今天，日本國內消費糧食的國產占比僅為37%。換作其他發展中國家，這樣的低比率隨時有亡國的危險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留給其他農產品的種植空間自然少得可憐。于是在日本就出現了這樣一種怪相：任何農產品都可以種植，但同樣任何農產品都需要大量進口。

　　有限的條件決定了有限的選擇，擺在日本面前的也只有一條路——走高端農業的發展道路。一畝地普通種出的大米能賺1000元，而精細化種出的大米可以賺1萬元，換做是你，會怎么選?

　　常言道，農業搞得好，必然有訣竅，訣竅在哪里，“精”字不可少。日本高端農業走的就是“三精化”發展道路，即定位的精準化、設備的精致化、品控的精細化。

　　網上曾流行一個段子，說如果中國的土地產值是1，美國是7、法國是56、日本是128、以色列是256，排名世界前兩位的國家均國土面積不大、耕地面積狹小，且耕種環境惡劣。

　　如今日本農業走上高端化、精細化的道路，并非一蹴而就。

　　20世紀初，日本本土的農業種植技術較為落后，現有的種植品種很多都是經過外來引進、嫁接，最終實現了本土化培育。這與日本經濟的“引進、加工、改良、出口”模式異曲同工。

　　即便是極少數的國產品種如富士蘋果，也經歷了漫長的技術升級換代的過程。最初的富士蘋果是日本農林水產省果樹試驗場盛岡分場于1939年以國光為母本、元帥為父本進行雜交，歷經20余年選育出的蘋果優良品種。

　　在歷經土地改良、化學化、良種化、機械化的發展歷程后，對于日本高端農業而言，需要做的就是沖破極限，向著永無止境的完美邁進。

　　以被譽為“世界十大奢侈品水果之一”的夕張甜瓜為例，在其種植過程中，育苗一定要在嚴格控溫的溫室中進行;為避免過度的光照，需要給所有果實套上恒溫膜;生長期的授粉及果實管理更是馬虎不得，時間進度甚至精確到了幾分幾秒。

　　上述溫室選材嚴格，搭載了人工智能和大數據分析設備，造價高出國內溫室十幾倍。時間和人力成本的極致投入，也是國內同行業者不可想象的。

　　即便這樣，也不是所有摘下來的甜瓜都能有機會躺在超市的柜臺上，能成為最終的商品還要過五關斬六將。首先是外表關，要經過外形選美，有凸起、凹陷甚至圓潤度不佳的都會被淘汰，還要看網紋是否清晰、是否有斷裂。

　　看到這兒很多人可能就要抓狂了，水果到底是用來吃的還是用來看的?這是個好問題。

　　日本水果首先是用來看的，其次是用來送的，最后才是用來吃的。

　　過了外表關還不夠，最后一道工序是試吃檢測甜度。普通的水果甜度一般達到10左右就屬于高品質了，夕張的頂級甜瓜糖測度能高達14?16，雖達不到膩人的程度，但也足以顛覆你以往對甜瓜的認識了。

　　試吃員們通常要在一批產品中試吃大概200個左右，最終將品控標簽貼在僅存的勝出者上，舉世聞名的夕張甜瓜才得以以商品的形式與人們見面。

　　日本的高端農業技術并非秘而不宣，但為什么世界上鮮有國家能夠復制日本的模式呢?

　　一是可能受制于急功近利的心態，二是鮮有人愿意投入高成本，三是缺乏高素質的農戶和誠信商家，四是國家的補貼力度不足，日本恰好完美解決了這幾個看似無法解決的問題，而所謂的匠人精神也在這個過程中發揮著積極的推動作用。

　　誠然任何領域的技術升級換代都伴隨著反復試驗、反復失敗的過程，在急功近利的今天，我們缺乏的恰恰就是這種在某一領域深入挖掘的精神。我們目前看到和牛、越光大米、夕張甜瓜的光鮮背后，都遭遇過無數的嘗試和失敗。

　　以日本鹿兒島黑豬為例，它與匈牙利羊毛豬、伊比利亞豬一起位列世界三大名豬。400多年前，日本引入該豬種，為了培育更優品種，還引進了世界各國的豬種進行雜交繁殖，經過幾百上千次的試驗對比，最終選定了英國伯克郡豬，期間歷經了生長周期慢、瘟疫多、淘汰率高等種種失敗，才繁育出如今的良種。

　　高投入才能有高回報，這是農業領域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根據日本農林水產省(相當于我國的農業農村部)提供的預算數據，2021年度農林水產領域的預算達到23050億日元(約合1386億人民幣)。此外，政府專門為“智慧農業加速化實證項目”撥款50億日元，用于促進農業從業者集約化資金達到244.74億日元，撥款80.9億日元用于提升日本農產品出口競爭力。

　　日本農民的素質在世界范圍內也屬于領先水平。日本農戶普遍接受過高等教育，能夠熟練地使用各類現代化農機工具，為了加快種植技術的轉型升級，他們甚至自費赴海外進行實地考察。更難能可貴的是，日本農戶善于將自己的種植經驗以博客、論文的形式公開發布，使其他從業者取長補短，帶動行業整體向前發展。

　　與中國農民求高產、求高效的理念不同，日本農民更多秉承的是“玉不琢不成器”的理念。當然，能夠支撐日本農民這樣做，主要是因為日本城鄉差距并不那么明顯，而且日本農民的生活水平要遠高于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國家，部分群體甚至高于日本城市工薪階層。

　　造假這樣困擾其他國家的問題，在日本很少存在。因為其他國家最多假一罰十進行賠償，而在日本可以連命一起賠給你。

　　幾年前曾經鬧得沸沸揚揚的毒大米事件，換作是別的國家基本就是把企業負責人抓進去坐幾年牢，然后為消費者賠償損失，盡最大可能維護企業的形象與存續，但日本的做法可能會刷新你的認知。

　　在這起毒大米事件中，先是負責銷售環節的經理畏罪自殺，因為貨是從他手里直接賣出去的，是直接責任人;隨后負責品控的負責人也畏罪自殺，因為他沒有檢測出大米中的有害成分，是間接責任人;最后公司的社長畏罪自殺，很可能大米怎么有毒的從頭到尾社長都不太清楚(畢竟沒有直接參與生產管理)，但作為公司的最高責任人，社長以自我了斷的方式代表企業向全體國民謝罪。

　　在日本不用曝光，企業就深知在這個國家造假的后果和下場。

　　除了上述幾點之外，日本在農產品領域的保護和補貼力度也是其他國家少有的。

　　日本的農產品保護方式繁多，如特保、線性和非線性、部分降稅等，政府采用多種方式為產業升級提供了有效空間。舉例來說，日本的和牛是世界公認的牛肉中的貴族，頂級的神戶和牛經常被炒到天價。數據顯示，近幾年日本神戶牛肉的年出口量僅400多頭，只能滿足10%的市場需求。

　　因為過于珍貴，2020年3月3日，日本政府通過了“家畜基因資源不當競爭防止法”，禁止將和牛的基因帶到日本之外的國家和地區，包括和牛的精子、受精卵等資源都受到法律保護，違者最高會被處以10年有期徒刑或者1000萬日元(約為59萬元人民幣)的罰款。

　　為防止日本的優良品種流向海外，今年4月1日，日本施行了新的《種苗法》，同時發布了1975個禁止帶出日本的種苗名單，包括“陽光玫瑰”葡萄、福岡縣“甘王”草莓、北海道“夢美”大米等。

　　日本之所以禁止這些產品出口，原因無外乎兩條：一是本國供不應求，要先滿足日本國內的高端消費市場;二是要將核心技術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此外，日本政府對農產品的補貼力度也是空前的。農民的收入中有60%來自產品收益，其余40%則來自政府補貼，極小的城鄉差別也是日本社會高度穩定的基石之一。

　　上述問題，恰恰是中國包括農業在內的產業走向高精尖，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如今，全球范圍內的知識產權保護達到了空前的高度，中國農業發展不可能像上世紀八十年代那樣輕松引進諸如富士蘋果的栽種技術了。求人不如求己，與其一味地依靠外國，不如自力更生地搞研究，力爭在種植領域也實現對發達國家的“彎道超車”。

　　科學研究往往都帶有一定風險性，可能幾十年過去卻沒有拿出任何的技術創新成果，但重要的是不走出這一步的話，我們將永遠止步不前，如三輪車追汽車，最后被越落越遠。

　　去年我國已完成脫貧攻堅的偉大壯舉，進一步向鄉村振興戰略邁進，結合日本農業發展的歷程，我們在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過程中可以有所借鑒。

　　不過還是要堅持問題導向：我們需要什么樣的農民?需要種什么樣的產品?國家給予怎樣政策扶持?各個環節如何有效銜接?

　　一是打造國家品牌。類似日本的“和”系列，我們能否推出中國的“一省一品”，培育出我們的“華”系列，即華牛、華羊、華食、華服等。

　　憑借中國本土化商品贏得國際行業標準的認可，應建立我國的水果地理手冊，重點扶持山東蘋果，江西臍橙，新疆葡萄、蜜瓜等知名品牌，在現有基礎上升級栽種技術，提高產品附加值，加大品牌打造力度，以滿足國內高端消費市場需求。

　　二是高產向精產轉化。目前我國的消費市場呈現高品質商品供應不足的現象。在疫情之前，中國每年的出境人數均在1億人次以上，大量的爆買事件頻頻登上各國新聞頭條，造成了一定的消費外溢，但同時也說明人們對高品質、高價值的商品需求旺盛。

　　“雪花梨畝產一萬斤，每斤一塊錢”，這樣的情況在我國一些地區仍然大量存在。未來應該要逐漸淘汰一些高污染、低效益及缺乏市場競爭力的落后農作物產能，引進國外先進的種植技術，輔以人工智能、大數據等現代化的科技手段，孕育出精細化、效益高、市場競爭力強的先進農作物產能，以滿足不同層次的消費市場需求。

　　三是培育高素質農民。曾經有媒體采訪過日本的一位農戶，他說，“中國人口基數龐大，每年有那么多的農學專業畢業生，最后都去哪兒工作了呢?并沒有看到他們走向田間地頭從事農業生產啊。”一句話道破天機。

　　目前我國缺乏的并不是農業領域的專家，而是具有扎實的專業基礎知識的農民。

　　四是改變消費者對國產農產品的觀念。與日韓兩國的消費理念不同，中國的消費群體目前仍有盲目崇拜進口產品的傾向，認為國外的產品在品質、安全性方面有所保證，殊不知在某些領域國產產品已達到了世界級水準。

　　轉變消費觀念需要一定的時間且帶有非強制性，這就需要未來我國在農產品領域繼續發力，針對高消費群體培育高附加值產品，同時加大輿論引導，將消費留在國門之內，這樣一來，消費出口轉為了內銷，所產出的價值又能反哺到農業的再生產中，形成正向循環。

　　中日兩國有不同的國情和國力，日本的某些經驗我們不可能完全照搬，但我們有理由相信憑借自身的優勢，以空間換時間、以時間換技術，遲早有一天我們的“華”系列水果也能和愛馬仕、LV等一樣享受奢侈品的待遇，我們的消費者也能以享用“國產農產品”為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