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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9月13日，國家主席習近平簽署主席令，授予李振聲“共和國勛章”，這份至高的榮譽，是對他一生杰出貢獻的高度認可與贊譽。

　　對于許多人來說，李振聲的名字并不像袁隆平那樣家喻戶曉，但事實上，在中國的農學界早就有“南袁北李”之說，袁隆平被譽為“雜交水稻之父”，李振聲被譽為“雜交小麥之父”。兩位科學家，一南一北，共同守護了中國的糧食安全。

　　“讓中國人吃飽飯、吃好飯”是李振聲70余年科學生涯始終堅守的初心和使命。他深知，小麥作為中國人的主食之一，其產量和品質直接關系到國家糧食安全和人民健康水平。因此，他毅然投身于小麥遺傳育種研究，將畢生心血傾灑在農業科研的廣袤天地中。

　　他以20余年的堅韌探索，育成以“小偃6號”為代表的系列品種，開創了小麥遠緣雜交品種在生產上大面積推廣的先例，為中國小麥產量提升立下汗馬功勞。

　　他以國家糧食安全為己任，投身黃淮海中低產田改造及渤海糧倉工程，開創了在鹽堿、旱地等復雜環境下實現小麥高產的有效模式，為中國小麥大面積穩定增長，拓展了廣闊空間。

　　我們猶記，2005年博鰲論壇，李振聲站在主席臺上，針對曾任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的萊斯特·布朗的《誰來養活中國》的報告鄭重駁斥，他擲地有聲地向世界宣布：“中國人能養活自己!”那堅定的態度，是中國農業科研人的底氣與豪邁，其不僅擊碎了無端質疑，也讓世界看到了中國保障糧食自給自足的決心與實力!

　　可以說，一生低調質樸、默默耕耘的李振聲，用實際行動詮釋了對國家、對人民的擔當，他也當之無愧地成為農業科研領域一座巍峨的豐碑。

　　一輩子與小麥結緣，最愛談的也是小麥。如今，93歲高齡的李振聲，依舊與小麥為伴，他就像一位忠實的守望者，守望著麥田，也守望著祖國大地的豐收愿景!

　　“要讓中國人能吃飽飯”

　　初心啟航：從饑餓童年到農學院追夢

　　1931年，李振聲出生于山東淄博南謝村的一個普通農民家庭。

　　此時的中國動蕩不安，內有軍閥混戰的余波未平，外有日本侵略者的虎視眈眈，各種苛捐雜稅的繁多，讓底層民眾求生艱難。李振聲一家，便靠著幾畝田地過著看天吃飯的日子，他們盼著的就是有個好收成，讓一家人能夠有飯吃。

　　然而，在李振聲10歲時，三年大旱來襲，糧食短缺愈發嚴峻，連年的旱情，讓土地干涸得如同龜背，裂縫縱橫交錯，仿佛在無聲地訴說著痛苦，本該茁壯成長的莊稼，一片衰敗，莊稼顆粒無收，村民臉上寫滿了憂愁和絕望。

　　大家想盡辦法尋找一切果腹的東西，原本是村莊一抹綠色的榆樹葉被采光，連樹皮都被剝光，甚至蔥根、蒜皮都成了珍貴的救命食物。

　　因為饑餓，李振聲的父親患上嚴重的胃病，看著父親被病痛折磨，小小的他心疼卻又無能為力，只能每天放學后去中藥店為父親拎回能緩解些許痛苦的藥。可即便如此，苦難仍未放過這個脆弱的家庭，13歲那年，父親還是永遠地離開了他們，家庭的重擔壓在了母親和哥哥的肩頭。

　　為了撐起這個家，哥哥選擇退學，他也想退學，卻遭到母親和哥哥的堅決反對，他們堅持家里一定要有個讀書人，來改變家庭的命運。父親去世之前也曾留下兩副對聯，一副是“知足者常樂，能忍者自安”;另一副是“聚錢財莫如為善，振家聲還是讀書”，這是家訓，也是父母的期望。然而，生活的壓力還是讓李振聲在高二時不得不輟學，前往濟南尋找工作以減輕家庭負擔。

　　當時教育資源匱乏，對于許多貧困家庭而言，上學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在這樣的背景下，山東農學院招生時提出“提供免費食宿”，這對于李振聲而言，無疑是黑暗中的一束光，“新中國讓我有飯吃，又能上大學，這是我從來都不敢想的事情。”隨后，他毅然報考了山東農學院農學系，可以說，這不僅是一個意外驚喜，更是他人生的一大轉折。

　　李振聲深知這學習機會的來之不易，每一堂課他都全神貫注，筆記本上記得密密麻麻，那些關于農學基礎理論、作物栽培要點的知識，都被他一點點裝進腦海。特別是沈壽銓和余松烈兩位教授講授的小麥育種技術相關課程深入淺出，深深吸引了他，讓他對小麥育種技術產生濃厚興趣，這也為他日后從事小麥育種研究奠定了興趣基礎。

　　小麥育種不是“紙上談兵”，農學研究離不開實踐，所以，李振聲不僅在課堂上認真學習，更是積極參與試驗田的實踐，將所學知識在田間地頭進行驗證。

　　當時，學校農場種植了在山東推廣的幾個優良品種，李振聲將它們引種在自家地里，當年的產量比鄉親們的都高，這讓他切身感受到科學技術對提高糧食產量的重要作用，也更加堅定了他從事農業研究的決心。

　　在山東農學院的學習經歷，對李振聲的一生產生了深遠影響。他不僅在那里獲得了寶貴的知識與技能，更在那里培養了對農業的深厚感情和對農民的深切關懷。這種情懷，甚至貫穿了他整個科研生涯，成為他不斷前行的動力源泉。

　　“要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

　　育種創新：從遠緣雜交育種到染色體工程育種新系統

　　1951年，李振聲從山東農學院農學系畢業，由于成績優異，被分配到北京中國科學院遺傳選種實驗館。

　　當時，遺傳選種實驗館有遺傳、生理和栽培3個課題組，李振聲被分到栽培組，師從著名土壤學家馮兆林，從事種植牧草改良土壤的研究。幾年中，他對800多種牧草進行了較深入的觀察與研究，也是這段經歷，為其日后研究雜交小麥奠定了基礎。

　　1956年，25歲的李振聲為積極響應國家支援大西北的號召，毅然放棄北京的工作，來到位于陜西楊凌的中國科學院西北農業研究所。

　　那時的楊凌，宛如一位飽經風霜的老者，在農業的道路上艱難前行，其不僅基礎設施差，農業生產技術也較為原始。

　　當時，小麥條銹病在黃河流域肆虐，條銹病有“小麥癌癥”之稱，是當時的世界性難題，其病菌夏孢子堆成熟破裂后，散發出大量鐵銹色的夏孢子，在空氣傳播下，幾天內就能讓整個地塊的小麥染病，小麥一旦染病，就會減產30%到50%，甚至絕產，嚴重威脅著國家的糧食生產，很多科研人員都在努力尋找更抗病的小麥新品種。

　　到了楊凌，李振聲真正體會到了這種病的可怕，“穿條黑褲子在麥地里走一趟，褲子就會變成黃色。”看見不少農民在田間地頭哭泣，李振聲的心被狠狠地刺痛了，“我們國家的糧食當時只有2000多億斤，減產100多億斤，就等于是 1/20，20個人里邊就把一個人的口糧給拿走了，被條銹病給吃掉了。”

　　也是在這絕望之地，李振聲驟然看到了新希望，他發現，小麥旁邊的雜草絲毫不受條銹病的影響，“農民種了幾千年的小麥，但小麥還是這么體弱多病;野草沒人管，卻生命力頑強。”對比之下，李振聲產生了一個極為大膽的想法，“能不能把草的抗病基因轉移給小麥”，這就叫遠緣雜交，這種方法很超前，當時在國際上也沒有任何先例。

　　這個設想得到了當時權威植物學家聞洪漢和植物病理學家李振岐的支持，但現實卻橫亙著三道難關，即雜交不親和、雜種不育、后代劇烈分化。對于能不能成功，李振聲心里并沒有底，但既然下了決心，他就想把事情干好。

　　說干就干，他在水土保持研究所的院子種下了從北京帶來的牧草草根，還搭建起簡易的半地下土溫室，只為精心繁殖種子。隨后，他又迅速召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青年科學家，組成了課題組，開啟了艱難的科研征程。

　　雜交之路必然困難重重。他首先從數百份牧草中，挑選了12種和小麥雜交，最后只有3種成功了，其中長穗偃麥草的后代長的最好，但小麥與偃麥草屬于不同物種，就如同兩個有著迥異“性格”和“語言”的個體，它們的生殖細胞很難相互融合，且偃麥草比小麥的花期遲兩個月，花期不遇，雜交便無法進行。他和團隊成員們不得不每天穿梭在試驗田里，仔細記錄著兩種植物在不同環境條件下的生長情況，并不厭其煩地調整光照時長、溫度等因素，試圖找到最佳的匹配方案。

　　這一摸索過程耗費了數年時間，其間經歷了無數次的失敗，外界也出現不少質疑之聲，有人覺得這是違背自然規律的嘗試，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李振聲不為所動，他堅信科學探索就是要敢于突破常規，在他心里，只要有一絲成功的希望，就值得付出千百倍的努力。

　　最終，小麥與長穗偃麥草成功實現雜交，這一突破性進展為后續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

　　即使克服了雜交不親和性的障礙，雜種后代也往往存在不育或夭亡的問題，這是由于遠緣親本在遺傳、生理上的巨大差異導致的。雜交種不能發芽，李振聲就蹲在田里對一株株小苗逐一排查、鑒定、篩選。每個夏天，他身上都被曬得脫層皮。最終，他不僅成功解決了雜種不育的難題，還創造了新的物種。

　　然而，雜種后代瘋狂的性狀分離又成為難題。雜交產生的后代呈現出五花八門的性狀，有的植株矮小，有的抗病性差……仿佛一團亂麻，讓人無從篩選。李振聲帶領團隊年復一年在田間地頭風吹日曬，仔細分析每一株小麥的生長特性，運用遺傳學知識進行歸類整理，試圖從雜亂無章中尋找到穩定優良的性狀組合。

　　這個過程無時不在考驗他們的耐心與毅力。此間，外界的質疑從未間斷，不少人認為成功的希望太過渺茫，但李振聲置若罔聞，他堅信只要方向正確，就值得堅持下去。

　　選育過程中，惡劣的自然條件也時常來“搗亂”。暴雨洪澇可能會沖毀試驗田，干旱又會讓麥苗奄奄一息，但李振聲和團隊總是第一時間奔赴田間補救，并重新規劃種植方案，他們就像守護自己的孩子一般，守護著那些承載著希望的小麥植株。

　　1979年“小偃6號”選育成功。我國著名小麥遺傳育種學家莊巧生院士曾評價：“小偃6號”開創了我國小麥遠緣雜交品種在生產上大面積推廣應用的先例。至今，黃淮流域仍流傳著民謠“要吃面，種小偃”，足見農民對它的喜愛。

　　1985年，“小偃6號”在我國10個省市推廣，年種植面積1000萬畝以上，其作為陜西省小麥骨干品種長達16年之久，成為當地種植時間最長的自育小麥品種，并獲得國家科技發明一等獎。中國國家博物館還將“小偃6號”標本收錄為展品。作為中國小麥育種的重要骨干親本，“小偃6號”衍生品種達80多個，截至2003年，其全國累計推廣3億多畝，增產小麥逾75億公斤。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小麥遠緣雜交育種的研究過程中，李振聲意外發現了藍粒單體小麥，其解決了小麥染色體工程育種中獲得和保存單缺體兩大難題。基于這一發現，李振聲在世界上首創了一套全新的育種方法——小麥缺體回交法，這為小麥染色體工程育種的實用化開辟了新途徑。這一育種新系統，如同一把神奇的鑰匙，將原本需要數十年的遠緣雜交育種過程縮短至3年，不僅加速了新品種的培育進程，還為遠緣雜交育種領域注入新活力。

　　李振聲的育種創新成果，從楊凌輻射到全國各地，惠及萬千農戶，為中國的糧食安全筑牢了堅實的根基。他在楊凌這片土地上所經歷的艱難困苦，也成為激勵后來科研人員不斷前行的精神燈塔。

　　“要面向國家重大需求做工作”

　　戰略引領：從“黃淮海戰役”到“渤海糧倉工程”到“濱海草帶”

　　在我國廣袤的農業發展版圖上，有兩場“戰役”熠熠生輝，即“黃淮海戰役”與渤海糧倉建設項目，它們不僅關乎糧食的安全，更承載著農業發展的希望與夢想，它們背后的運籌者，正是李振聲。

　　1978年，中國糧食總產量為6095億斤，到1984年達到8146億斤，但自1985年到1987年間，中國糧食生產出現三年徘徊，與1984年相比，累計減產965億斤，在人口持續增長的情況下，糧食安全形勢嚴峻，增產壓力巨大。

　　1987年，李振聲被調回北京，擔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主管農業。

　　黃淮海地區是我國重要的糧食產區，卻有眾多的中低產田，盡管如此，這片土地依然被視為破局的關鍵所在。作為農業科學家，李振聲敏銳察覺到其中的機遇與挑戰，并主動向中央請戰，提出在黃淮海地區進行中低產田治理。

　　1988年2月，在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周光召的大力支持下，李振聲組織中國科學院25個研究所的400多名科技人員，匯聚成一支強大的科研力量，奔赴黃淮海地區。然而，一到那里，諸多棘手的困難便接踵而至。

　　首當其沖的便是土壤肥力問題。黃淮海地區的土壤肥力參差不齊，缺乏農作物生長所需的關鍵養分。為解決這個難題，李振聲帶領團隊開始了漫長而細致的土壤檢測工作，幾乎走遍了每一塊試驗田，采集了海量的土壤樣本，然后，通過反復的分析、實驗，制定出因地制宜的科學施肥方案，精準地為不同區域的土地補充缺失的養分。

　　灌溉條件差也是一大攔路虎。當地的灌溉設施陳舊且不完善，水資源分配不均，干旱與水澇問題并存。面對這一情況，科研團隊四處考察學習，引入先進的灌溉技術，并結合當地實際情況加以改良。他們親自參與到灌溉設施的建設中，在田間鋪設管道、修筑溝渠，常常滿身泥濘，累得汗流浹背，卻毫無怨言。

　　病蟲害防治同樣不容忽視。當地農作物飽受各類病蟲害的侵襲，傳統的防治方法效果不佳。李振聲組織大家開展了深入的病蟲害研究，蹲守在田間觀察害蟲習性，記錄發病規律。經過無數次的試驗，終于找到了有效的生物防治和綠色防控手段，減少了化學藥劑的使用，保障了農作物的健康生長。

　　這場“戰役”持續了整整6年，取得了67項重大科技成果，有2項獲國家科技進步獎。其中，16項達到國際水平、12項填補國內空白，使得我國糧食產量從8000億斤增長到9000億斤，僅黃淮海地區就增產504.8億斤。

　　這一偉大的成就，為中國農業的發展樹立了榜樣，被譽為農業科技領域的“黃淮海戰役”。

　　讓我們跟隨時光的車輪繼續向前。2010年1月，時任中國科學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農業資源研究中心研究員的劉小京，向李振聲匯報滄州南皮縣中低產田增糧設想。要知道，2008年，石家莊糧食單產已達447公斤/畝，而滄州一帶只有345公斤/畝。

　　當時，全國糧食產量從2003年起已連增7年，年增長率近3.3%，糧食增產持續時間越長，可能離減產的拐點就越近。基于這個背景，李振聲聽完劉小京的匯報后非常支持，認為中低產區單產水平較低，增產潛力巨大，他囑咐劉小京，“科研單位要站在國家層面考慮問題，要面向國家重大需求做工作。環渤海鹽堿地和中低產田是塊‘硬骨頭’，如果‘啃’下來，對國家農業發展和糧食安全會有很大貢獻。”

　　隨后的2011年，80歲的李振聲建議，將中低產鹽堿地的增產計劃，從河北擴展到環渤海區域，并提議這個項目叫“渤海糧倉”，一段意義重大的征程再次開啟。

　　這一年，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春節臨近時看望了李振聲，他對李振聲培育的“小偃”系列優良品種、為解決中國人民的“吃糧”問題作出的重要貢獻給予充分肯定。李振聲深受鼓勵，他從國家糧食安全的角度，匯報了環渤海鹽堿地治理等科研工作的進展情況，并下定決心，以老驥伏櫪的精神，為國家糧食安全奉獻余生。

　　2013年，“渤海糧倉科技示范工程”正式啟動，82歲的李振聲多次到示范點調研考察，這一年，他去了8趟滄州……

　　李振聲帶領團隊精心培育出的耐鹽小麥品種“小偃60”和“小偃81”等，能在含鹽量頗高的土壤中扎根生長，為鹽堿地的糧食種植帶來了希望的曙光。同時，他們研發的“咸淡水分根交替灌溉技術”，巧妙地利用起當地的咸水資源，既節約用水，又讓小麥茁壯成長。在河北、山東等地建立的36個試驗示范基地，也猶如星星之火，迅速燎原。

　　從2013年到2017年，“渤海糧倉科技示范工程”5年累計示范推廣8017萬畝，累計增糧210億斤，節本增效155億元，節水43億立方米，不僅有效保障了區域的糧食安全，也提升了土地的綜合生產能力，帶動了大批農戶增收致富，為我國在中低產田改造及糧食增長方面積累了寶貴經驗，并提供了可復制、可推廣的示范樣板。

　　隨后，為確保我國飼料糧安全，2020年，年近90歲的李振聲再次提出建設“濱海草帶”的設想，寄望通過種草養畜，實現我國環渤海地區難治理的1000萬畝濱海鹽堿地的高效利用，以期解決我國鹽堿荒地利用與當前我國嚴重依賴進口飼料糧的問題。

　　“濱海草帶”項目啟動之初缺乏資金，是李振聲拿出20余萬元獎金支持團隊購置農機和農具。偃麥草種子過輕，不易機器播種，他就用面粉把偃麥草種子包裹成藥丸一樣的丸粒……

　　可以說，從黃淮海中低產田治理，到“渤海糧倉”，再到“濱海草帶”，李振聲的戰略引領始終貫穿其中，他所做的一切，不僅是為了增加糧食產量，更是為筑牢國家糧食安全的堅固防線，為讓中國農業在新時代的浪潮中能夠始終穩步前行!

　　“為國家多培育好苗子、多產些糧食比啥都重要”

　　精神傳承：從科研耕耘的執著到激勵后學的奮進

　　在科研耕耘的漫長歲月里，李振聲展現出堅韌不拔的非凡毅力。

　　早年間，遠緣雜交育種是一項前無古人的艱難挑戰，面對一次次失敗和外界的諸多質疑，李振聲從未有過一絲退縮的念頭。曾經，在研究的關鍵階段，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雨幾乎毀掉了試驗田里的大部分樣本，團隊成員陷入沮喪之中，可李振聲只是默默卷起褲腿，走進泥濘的田里，一邊扶起倒伏的麥苗，一邊鼓勵大家：“只要苗子還在，希望就在，咱們從頭再來就是。”

　　同事們記得，為觀察小麥在不同環境下的生長狀況，無論嚴寒酷暑，李振聲總是親自穿梭在田間地頭，記錄本上密密麻麻寫滿了數據與觀察的心得;為看苗情，他曾每天步行往返20里路;為解決雜交品種不能發芽的問題，他會蹲在田里逐株排查;播種、收麥、拉車、脫粒，他都會親力親為……他就像一位執著的農夫，守望著那片充滿希望卻又布滿荊棘的科研田地。

　　學生周漢平曾講過一件事，有一次秋雨連綿，一下半個月，如果種子播不下去，就會很耽誤時間，研究工作也會受影響，所以冒雨也得播種。當時地上泥濘不堪，周漢平干起活來有些粗糙，李振聲發現后，發了很大脾氣，嚴厲告訴周漢平，“雨再大，也要按照規矩來，必須在很嚴格的條件下，才能看到遺傳上的差異!”說完，李振聲便親自示范，那份嚴謹讓周漢平受益終生。

　　對于指導學生，李振聲更多是從大方向上把關，學生陳化榜談及恩師的指導原則就是“科研創新要接地氣，要跟著國家的需求選擇自己要做的事情”，而這也是李振聲一生的科研寫照。

　　當年卸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后，李振聲就在昌平平西府建立了一個新的育種基地，沒有衛生間、沒有圍墻、沒有通路，他就戴個草帽、帶上飯盒，在田里一待就是一整天。在這里，他開創了小麥磷、氮營養高效利用的育種新方向，發現了一批“磷高效”和“氮高效”小麥種質資源，這也成為“第二次綠色革命”育種的開端。

　　對待學生，李振聲總是傾盡全力去培養。每年入冬前，李振聲都要帶學生去田里看小麥的苗期繁茂性，早春去調查小麥的抗寒性，五六月在田里指導選種。他手把手教學生如何分辨麥苗的細微差異，如何從植株的生長態勢中發現問題……他告訴學生們“農業科研，雙腳不沾泥土可不行，實踐出真知啊。”他在科研中的嚴肅認真、一絲不茍，也帶動學生們養成了嚴謹的工作作風。

　　讓學生們印象很深的，還有他平等包容的領導風格。在科研項目討論會上，他總是耐心聽取每個人的發言，并認真記錄。對于年輕人提出的創新觀點和關鍵技術難題，他從不輕易否定，而是會耐心地分析其中的可取之處，并與大家一起探討如何進一步完善和優化，這不僅激發了團隊成員的創新熱情，也增強了團隊的凝聚力和戰斗力。

　　挨過餓，李振聲最懂糧食的珍貴，在女兒李濱的印象里，父親從沒說過哪頓飯“不好吃”。當年在陜西插隊，他就和農民打成一片，農民吃啥，他吃啥，同事穆素梅還記得，“很多時候就是一碗面條，加點醋和鹽，但不管什么飯，李先生都吃得下。”

　　后來回到北京，每次實驗室開完組會訂飯時，李振聲就只點一碗牛肉面，因為怕吃不了浪費。他的餐盤里從不剩一粒米，要求學生也要做到。侄子李亮回憶，“在我們小的時候，他就讓我們珍惜糧食,去他家里吃飯,不允許浪費,剩下的東西要全部打包。”這就是李振聲對糧食的珍愛和敬畏。

　　40歲學英語、50歲學電腦、80多歲學用微信交流，李振聲樣樣沒落。90歲后，雖不能親自到田間地頭，他就用微信了解各種情況，在學習上，他總是保持著與時俱進的心態。

　　但生活上，李振聲卻始終抱有一顆平常心，住的還是單位分配的老房子，生活也簡單樸素，一些課題組聘請他做顧問發工資時，他都會謝絕，“不愁吃、不愁喝，夠花就可以了”，他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科研和培養人才上，他講，“我這一輩子，就和小麥打交道最自在，能為國家多培育些好苗子，多產出些糧食，比啥都重要。”

　　2007年，李振聲獲得“2006年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后，將個人獲得的獎金全都捐給了中國科學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這筆資金最終設立了“振聲獎學金”，如今，已有15批次優秀研究生獲得此項獎勵。

　　李振聲認為，榮譽歸于集體，獎金也應歸于集體。

　　1985年“小偃6號”獲得國家技術發明獎一等獎，獎金3萬元，在人均月工資不到100元的年代，李振聲如此分配：課題組10人和其他對課題有過幫助的研究所司機、食堂大師傅、縣種子公司等人，每人1000元;2017年，李振聲團隊獲得一項省級獎勵10萬元，他卻婉言謝絕，并回復“把這些獎金給更需要的科研人員，鼓勵他們多搞出點成績來。”

　　堅韌、包容、重實踐、淡泊名利、以國家人民需求為己任……李振聲的優秀品質與崇高精神，如同一盞明燈，照亮了無數后學的科研之路，也讓其所代表的科學家精神，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傳承中，綻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